沒有疫情，規劃師也該深刻反思的問題：容積率、“大城市病”、公共開敞空間

導讀：

中國城市40年快速發展的輝煌成果正在經受不斷發生的各種災難和突發事件的檢驗；表面的光鮮亮麗正在被災難和突發事件所嘲弄。事實上，無論是自然災害還是公共衛生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和影響都與城市的發展理念、營建模式、運行和治理方法有著直接的關系。反思城市發展與治理本身的既有問題是規劃師的責任。因此，筆者選了這么一個標題，借助華僑城策劃規劃聯盟的平臺，和同行們討論三個問題：居住用地開發與高層住宅、“大城市病”與城市治理、公共開敞空間的使用與管理。這些都是筆者近年來思考、關注的規劃問題，對當下的疫情防控并沒有直接幫助，但對城市長期安全、健康發展一定是有益的。

作者 | 李曉江    中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華僑城策劃規劃聯盟專家，中國城市規劃協會副會長

居住用地開發與高層住宅

多年前，筆者曾經向香港規劃署時任署長伍謝淑瑩女士請教：為什么每次流行病疫情爆發，香港的傳播都特別猛烈，死亡率也比較高？伍謝署長表示贊同我的判斷，并給予了她的解釋：首先是香港的人口密度問題，居住和工作場所的開發強度太高、人的交集強度太高，人與人之間難以保持適當的距離，致使細菌、病毒在密集的人群中快速、廣泛傳播；第二是醫療制度與理念問題，但作為在任官員，她不好公開評價。因此我們在此也不做討論。

筆者要和同行們探討的第一個問題是：關于居住用地開發強度和高層住宅。

在城市土地國有、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城市形成了集合式住宅模式。經過住房制度改革、房地產市場建立，城市住宅走向了高層高密度的供給模式。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尚能把居住用地容積率控在2.5以下，大多省會及以上城市近年來的開發強度都達到4.0以上，有的甚至高達6.0以上。近年來廣東省三舊改造中，一些舊村更新容積率高達10.0。20層以上的高層、超高層建筑成為中國城市、甚至縣城的基本居住形態。

筆者近年來一直在提一個觀點：高層住宅是中國社會未來最沉重的社會負擔，而且可能是無解的負擔！高層住宅建造過程中耗材、耗能、造價高，使用過程中能源消耗大，設計使用年限到期后拆除難度高。三個環節的費用成本比多層高出50%～100%。從實際使用中來看，高層住宅的消防、應急、公共衛生、鄰里交往、居住心理壓力等等都帶來很多難題和風險。筆者無法想象未來大量高層住宅的維護、更新和改造的情形。

悲哀的是，政府官員把高樓林立視為城市現代化現象；商界和經濟界認為是高效率的資源利用方式；一些業界同行也認為是土地政策和資源短缺使然。但筆者認為主要是三個原因：

第一，在土地財政路徑下，城市政府從追求土地收入總量最大化轉向每塊出讓用地收入的最大化，而住宅用地又是面廣量大的市場需求，由此導致居住用地的容積率不斷提高。

第二，政府為了獲取更高的極差土地收益，傾向于大拆大建的開發模式；為了取得財務平衡，又不斷提高容積率。而房地產商為了獲取超額利潤，會不斷要求調改既有規劃提高容積率。

第三，在GDP導向、間接稅為主的稅收體制和政府對工業企業稅收預期下，大量建設用地用于工業或產業園區發展。除了北京等個別城市以外，特大、超大城市的工業用地占比都在20%～35%之間，而工業用地低效利用和閑置的現象比比皆是，這也導致了居住用地的相應短缺。

在目前人均城市建設用地普遍達到或超過100㎡/人的情況下，通過合理配置資源和規劃指標、建筑設計優化、適當提高住宅用地建筑密度，完全可以把住宅用地容積率控制在1.8～2.2，實現以多層和小高層為主的建筑模式，避免高層、超高層住宅的大規模建設。

因此，高層、超高層住宅形態是制度設計和錯誤觀念的結果，而不是資源或效率問題，更不應該是現代化的標志。發達國家只有在北美極少城市的中心區有高層、超高層住宅，且多為真正的豪宅。在歐洲人口密度較高的發達地區近幾十年幾乎沒有新建的高層住宅，只有大量的拆除、部分改造“二戰”前后興建的高層住宅。日本的土地資源約束遠高于中國，據衛星影像解讀，東京大都市區（約4500km2）與上海城區（3200km2）的人口密度相仿，但兩個城市的居住形態和住宅景觀完全不同。

2003年3月底，“非典”在香港陶大花園的爆發就與高層住宅造成的建筑內外空氣流動狀況有關。為了達到極高容積率，高層住宅的建筑布置和平面、豎向設計變得越來越復雜，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空氣流動效應，導致病毒的傳播；同時，特殊的建設形態可能造成的公共衛生安全隱患又缺乏有效的評估，更談不上預控措施的設置。在這次“新冠”疫情中，筆者也觀察到住宅樓宇的跨層傳播現象。從武漢的數據來看，“新冠”傳染的70%～80%發生在家庭內部。在過于密集的高層住宅中，這么高的家庭傳播比例在同一樓宇中造成家庭間傳播的情況尚不得而知，但造成住戶間的心理壓力和恐慌是可以想象的。從接觸強度來看，過多的公共空間和共用設施，過多的人群使用同一空間和設施，會大大增加傳播的機會和擔心感染的心理壓力。

如今，雄安新區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別提出了45米、36米的建筑控高。建設部新版的“居住區規范”規定住宅建筑控高為80米，但實施難度很大。在京津冀專家咨詢委員會的會議上，筆者聽徐匡迪主席講了建議雄安新區實行45米建筑控高的根據：國家消防部門的領導告訴他，大城市高層建筑消防滅火時，裝備有條件、撲救有把握的高度是45米，也就是15層住宅樓的高度！2010年上海一幢28層住宅火災造成58人遇難；2017年倫敦24層公寓火災造成79人遇難?？梢?，在中國和世界的頂級城市，高層住宅的消防安全都是沒有保障的。

此外，筆者也經常聽到地方官員說現在的居民喜歡高層住宅，但是這種說法的可信度仍然有待考證。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規院和山東援建、綿陽北川重建前指共同建成了“窄路、密網、開放街區、沒有高層建筑”的北川新縣城。數年后，為了增加土地出讓收入，縣里批了個一幢16層兩幢14層的商住樓盤，縣城居民通過多個途徑向政府、中規院和省建設廳反映、投訴說：我們當年說好了要建設一個沒有高層的城市，為什么會冒出這些高層？顯然，居民并不喜歡高樓林立，高層住宅是居民沒有選擇的選擇。后來，北川縣堅持把住宅高度控制在11～12層，容積率控制在2.0左右。2013年筆者在山東、安徽、河南參加縣（市）域城鎮化調研時曾經多次詢問當地居民，是否喜歡、接受高層住宅。三省多個縣（市）居民的回答高度一致，“不方便，生活成本高”，“交不起物業費、電梯費”。事實上許多安置型高層住宅小區的物業費、電梯費長期難以征收，需要依靠政府與街道補貼。

國家領導人對雄安新區規劃建設提出了“不要高樓林立，不要水泥森林”的要求，雄安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也對此做出了改變的努力。目前，解決這個問題面對最大的難題在于中國城市的GDP導向、土地財政依賴、企業稅收依賴的經濟、財政、稅收制度尚未改變，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土地資源合理配置，建筑形態科學管控方面的有效制度尚未建立。中國城市何時能放棄土地財政依賴還是一個問題，摒棄高層、超高層住宅的居住形態，要走的路還很遠。大量的居民還會繼續承受高層住宅造成的高成本和高風險。我們只能期待中國城市發展中影響政府行為模式的一些基本制度能盡快盡早改革，讓市民在付出一生積蓄，以房奴的代價改善住房的同時也能真正改善居住環境、真正享受高品質生活，讓城市的住區和住房更加安全健康，也更加綠色低碳。

 “大城市病”與城市治理

中國城鎮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大城市的快速發展，形成了越來越多的特大、超大城市。城市規模成了現代化的標志和地方政府刻意追求的目標。經濟學家們不斷地批評控制大城市的城市發展方針，規劃師編制城市規劃時最大的壓力是拼湊城市人口規模。一方面，大城市的快速發展確實起到了經濟集聚效應和輻射帶動周邊地區發展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們卻無奈地看到各種災害與公共安全事件頻發，特別是在中國特大、超大城市正在不斷遭遇疫病攻擊和人群集聚導致的突發公共安全，以及自然災害和環境污染事故的襲擊，此外還不斷發生建設工程導致的惡性事故和城市供應安全事故。大城市在災害面前顯得如此脆弱，與其外在的表象大相徑庭。災難和事故似乎成了大城市生活的常態，只是不知道下一個輪到哪個城市。

實際上，除了房價高漲、環境污染、交通擁堵、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供給不足，面對災難的脆弱性和公共安全事故頻發，正是中國當前“大城市病”的癥狀之一。

“大城市病”似乎是所有大城市成長進程中無法回避的宿命?？v觀世界大城市，都曾經有過不同或相似的病癥，經歷過城市發展的黑暗時刻。一些城市脫穎出來，成了良性、健康發展的優秀城市，如倫敦、巴黎、紐約、東京等等；一些城市繼續無序擴張，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進一步退兩步的窘境，如墨西哥城、里約、雅加達等等。2014年，中國新一代領導提出了第一個區域性發展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其首要的目標就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治理首都“大城市病”。

在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17年會上，筆者的報告分析了中國“大城市病”的成因：“兩個過度集聚和兩個不適應”。資本的流動性和社會流動性是大城市的天然優勢，由于大城市的規模效應和聚集效應，資本可以在大城市獲得更高更快的回報，個人和企業活力的機會更多；由于大城市人口眾多，社群多元化，城市更加開放包容，社會流動性高。但是，兩個流動性過度集聚于、甚至只存在于大城市，中小城市與大城市差距過大，就是國家的發展公平性和治理體系出了問題。筆者曾經戲言：當下國人要想讓自己的錢保值增值，只有到一線城市去買房，因為只有一線城市的房價能追過M2（廣義貨幣）的膨脹速度；要想不“拼爹”，就到一線城市去，因為一線城市有更多的發展機會，更少受到排斥和歧視?！皟蓚€過度集聚”導致資本和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城市規模急速擴大。北京、上海、深圳、天津都出現過每年人口增長80萬～100萬的階段。

但是，城市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城市的社會文明程度不可能在短期內快速提升以適應人口的急劇膨脹。在政府方面，存在發展理念相對落后，對民生需求不夠重視；財政能力和建設周期限制了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供給；社會治理體制與制度尚未完善，管理方法有待細化。在社會方面，成熟社會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仍然缺乏；企業社會責任感和誠信意識有待加強；新興中產階層脆弱、焦慮而失范，新移民尚未適應社會化的生活方式；居民的社群意識、共同家園意識和基層自治意識缺失?！皟蓚€不適應”又形成了越來越多的發展短板和供需矛盾，嚴重制約了城市規模擴大，導致“大城市病”加劇。

在“兩個過度集聚和兩個不適應”難以短期改變的情況下，應該如何治理“大城市病”？

首先，應該堅持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適度控制超大、特大城市的增長速度和規模。經濟規律不能替代城市規律。傳統的主流經濟學唯效率和增長是問，往往忽略社會、環境、文化的發展代價，認為城市規模越大越好。筆者和中規院團隊對大國首都、世界城市的研究發現，所有成功的大城市在特定階段都曾經采取過相當嚴厲的行政、財政、稅收或規劃手段進行干預和管控，通過嚴管控最終實現高成本的市場化平衡。沒有一個成功的大城市是完全由市場支配而“隨隨便便成功”的。管控的直接對象不能是人口，更不能是所謂“低端人口”，而是產業與功能。尤其對中國這樣一個行政層級化、競爭型的城市體制而言，大城市的產業功能發展不只是市場的力量。城市政府為了GDP和稅收增長，在經濟發展中，往往什么都要，大城市常常與中小城市“搶飯碗”。筆者認為，應該通過對大城市、中心城市的管控，限制和疏解非核心功能來控制人口和就業盲目增長，把城市的部分產業向中小城市轉移，使城市的能量外溢，帶動區域發展。目前北京就是采取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措施，起到了調節人口的作用。

第二，加大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入，補齊短板，提高城市安全運行能力，滿足市民美好生活需要。經過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持續的建筑抗震加固至今仍在進行；經歷了華東洪水和長江、松花江洪水災害，大城市的防洪標準提高，工程全面實施；經歷多年的“看?！?，城市的排水防澇能力得到了提升。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情況是，我國的醫療和教育投入長期不足，與相似發展水平國家相比較也偏低。作為一線城市的深圳，高中學位與就學年齡人口比不到50%；優質學校大班額，優質醫院長年人滿為患的現象處處可見。武漢在疫情中設立方艙醫院是非常有效的舉措，這也還得益于因舉辦世界軍人運動會而建設、改造的一批體育場館。

雖然不可能也沒必要都按照高標準災害、疫情應急來配置城市常規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但隨著人口和需求持續增長，按比例擴大供給是必須的。這次疫情期間，重慶市老市長黃奇帆提出增加3000億元財政投入，提高城市醫療設施水平，還計算了這個投入可能產生的經濟增長效益。但我相信，在任的市長們可能更傾向于把財政投入用于更直接創造GDP或稅收的領域。補短板、還欠賬，需要改革過于偏重經濟增長的制度設計，更需要地方政府轉變思想，真真切切關注民生，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

第三，提升治理手段，完善治理體系，實現適應發展需要的城市治理現代化。社會治理手段和體系現代化是中國政府時隔40年后提出的第五個，也是唯一非物質性的現代化目標。治理現代化對于正在逐漸富起來，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越來越多元化的中國社會而言，是實現社會經濟現代化極其重要的保障。從管理走向治理，需要法治與民主，需要社會多元主體參與，需要尊重科學，傾聽多方的不同聲音……

提升治理手段，需要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動員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在這次防疫過程中，從北京接連發生的幾個特殊案例中發現，醫院、機關、公安檢查、疾控、街道（社區）竟然在極為剛性的管理要求下，都出現了管理失職失誤的問題，暴露出城市行政管理的粗糙。另一方面，北京把防疫中的社區封閉、快遞投送等群眾高度關切的問題放在北京衛視“向前一步”欄目中進行公開討論，讓不同觀點充分表達，很好地起到了動員公眾參與的作用，是當下推進社會治理的有效手段，建議大家閑暇時關注一下。

完善治理體系，需要給予社會更多的包容和彈性?！胺堑洹逼陂g，廣州和北京同為疫區，也是相互旅行最無障礙的城市，筆者多次出差廣州，發現兩個城市的防疫氛圍完全不同。北京提倡戴口罩（不是強制），廣州大街上幾乎看不到戴口罩的人。筆者的一位同事出差時戴著口罩，引得廣州同行詫異的悄悄向我打聽：怎么了？“非典”期間，北京的中小學停課約2個月，但廣州的中小學沒有停課，只是暫停了考試和課外輔導。筆者常說，廣州的不停課不只是政府的理性和冷靜，更是學生家長的理性和從容。兩種防疫模式，但效果是相同的。既使在特殊時期，保持一點地方的選擇性也許是必要的。社會的多樣性和彈性是現代社會治理的核心價值。

在社會需要應對的各種災難和事故中，防疫決策和實施可能是難度最大的。細菌、病毒來來無蹤去無影，充滿了不可知、不確定。筆者常用老電影《列寧在1918》中列寧與高爾基爭論革命暴力時說的話來解釋救災應急中經常出現的“用力過猛”：“當兩個人在打架的時候，你怎么能判斷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經歷了“非典”、“新冠”，參與了汶川、玉樹、蘆山救災應急和災后重建，筆者的深切體會是，在應對災害和疫情的社會治理中，要盡量多一點專業團隊和公眾參與，多一點科學精神和人文關懷，用科學的光芒和人性的溫暖照亮生命。

公共開敞空間、中產生活方式與現代性

中心地區公共開敞空間仍然是稀缺的城市公共產品

2018年，崔愷院士在上海中心考察時俯瞰了上海中心區的城市面貌。事后他對我說，怎么可以把一個城市建得看不到一片綠色？太恐怖了！2017年在深圳，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John D. Landis教授跟我說，他最喜歡的中國城市是深圳，因為這個城市擁有很多市民可以自由進入的綠地。其實，上海也有世紀公園、濱江綠地，但從市中心高處眺望，確實滿眼是冰冷的水泥森林、玻璃盒子，看不到綠色生命的色彩。每到節日、周末，城市公園里的人流密度甚至比一些商業街還要高。我還清楚地記得，1984年黃海地震，上海雖然沒有樓宇倒塌，但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和傷亡。地震發生的第一時間，正在讀研究生的筆者和吳志強、唐子來同學騎車去市區觀察城市避災情況，從同濟到虹口、黃浦、靜安，看到市民只能站在馬路中間、交叉口中央避震。我們很難想象，這樣高密度和開敞空間嚴重缺乏的大城市中心地區如何應對更大的地震或其他災難？更可怕的問題是，這種狀況在中國的特大、超大城市相當普遍，在城市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類似情況仍少有改善。

當代城市規劃制度產生的最直接動力就是城市應對災難和疫病的需求。城市規劃通過建設安排、建筑管控和設施發展來改善公共衛生，改善建筑空間、道路空間，增加公共開敞空間/公共綠地，保持城市安全與居民健康?，F代城市相較于封建時代城市最本質、最顯著的空間特征就是城市有了供居民公共享用的開敞空間/綠地，并以此取代了宮殿、園囿和私家花園。特大、超大城市大多脫胎于封建城市、殖民城市，缺乏公共開敞空間是共同的短板。40年發展中，中心地區公共開敞空間仍然是稀缺的城市公共產品。

公共開敞空間是現代城市公共服務的“標配”

城市規劃的綱領性文件《雅典憲章》把游憩定義為與居住、工作、交通同等重要的城市四大功能之一，說明戶外的休閑、運動是居民生活的重要內容；公共開敞空間是城市不可或缺的空間要素。44年后的綱領性文件《馬丘比丘憲章》進一步提出“建筑、城市與園林綠化的再統一”，“空間的連續性”，關切城市發展與資源利用、自然環境相適應，環境污染與人類衛生、福利等問題。公共開敞空間是居民的游憩、交往、避災減災、親近自然、改善環境質量和熱島效應的空間。

今天，又一個44年之后，當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轉向應對氣候變化、低碳綠色發展的時候，公共開敞空間又有了新的定義，它是為城市提供生態服務功能的自然資本，生物多樣性保護空間、碳匯生產空間，應對極端天氣的安全緩沖空間，氣候適應型（climate adaptation）發展的重要元素。筆者正在主持的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國合會）綠色技術專項政策研究中，中外專家一致同意把城市食物生產納入研究，公共開敞空間和建筑應該成為城市食物生產的空間。逐漸提高城市食物自給率已經成為先進發達城市越來越關切的問題。城市國家新加坡提出了“30·30愿景”，就是說2030年新加坡要達到30%的農產品自給率。

近年來，城市公共開敞空間、公共綠地的發展越來越受到政府的重視和社會的關注。上海世紀公園，北京奧森公園、朝陽公園，廣東的綠道、古驛道、碧道建設，成都的“198綠地”等等都獲得了很好的效果。北京舊城區的小型“郵票”公園，深圳灣公園，上海濱江綠地、延安綠地等都是以很高昂的代價建成的城市中心區或者人口密集地區、高地價地區的公共開敞空間。上海延安綠地投資23億，建成了24公頃的公共開敞空間/綠地，其中90%的費用用于征地拆遷。這些位于城市中心區和中心區外圍片區的公共開敞空間無一例外成為城市重要的休閑、運動、交往空間，甚至成為時尚標志、網紅打卡地。公共開敞空間吸引的人流越來越多、利用率越來越高，成為中國城市居民生活的必需品，更是代表文明程度的現代城市公共服務的“標配”。

以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配置政府資源，制定公共政策

對公共開敞空間巨大需求的背后是中國社會走向富裕的中產化進程。從人均GDP 200美元到1萬美元，中國社會的中產階層占人口比例已達到30%～40%，社會價值觀和消費模式、生活方式正在經歷著劇烈變化。從消費觀察，經歷了從解決溫飽，到追求質量、品牌，再到奢侈品的產品消費過程；又從產品消費轉向服務消費、體驗消費。從生活方式觀察，越來越重視身體健康、家庭團聚、社群交往、文化體驗、親近自然、安全保障等等“美好生活的需要”。筆者以為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定義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確實是一個偉大的進步，所應對的社會現實就是一個成長中的中等收入社會，以及社會主要群體的基本需求、生活方式從量到質的變化。因此，作為美好生活、高品質生活直接載體的城市公共開敞空間，文化、娛樂、交往、運動場所，以及獨處靜思的戶外私密場所的需求一定會越來越多。

然而，這個中產階層又是成長中的、脆弱的，因此無法擺脫“免于貧困的自由”這一中產階級的核心價值觀而顯得敏感、焦慮。一方面，受過良好教育和現代科學、文化浸潤的中產階層樂于接受積極向上、文明健康的生活態度，熱愛生活，關注健康，珍惜財產和生命，關心社會事務。近年來，深圳的快速成長涌現了中國最大的年輕中產階層群體，也出現了中國大城市最顯著公共生活改良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成長中的中產階層更害怕艱辛努力所獲得的切身利益的喪失，或有限的機會被分享，傾向于更加保守、排斥的社會態度，更加穩妥的行為模式。與先進發達國家更加成熟的中產階層相比，對切身利益以外的關切更少，例如氣候變化、低碳綠色、社會公平正義、踐行低碳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

隨著中產階層的成長和廣大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社會價值觀變化，加之勞動力供給總量持續減少等因素，中國城市發展的邏輯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低價要素吸引企業、企業吸引人并創造繁榮的“產-人-城”關系轉向了工業化、城鎮化“下半場”的優質生活吸引人、人吸引企業的“城-人-產”關系。因此，城市的生活品質和性價比如果不吸引人，就不可能取得經濟發展成功。城市各類空間的價值也相應地發生了轉換，工業用地大量“曬太陽”，公共開敞空間廣受追捧的現象應該讓城市政府重新思考空間/土地資源的配置問題。擴大公共開敞空間供給，大量建設滿足各類人群、各種戶外活動需要的公共空間和園林綠地，可以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和吸引力；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區拿出昂貴的土地資源建設公共開敞空間可以提高地區環境品質、周邊地產的價值和中心地區的整體經濟收益。應對中產社會的復雜性、多元化，需要更加智慧的資源配置策略，這也是先進、成功城市共同的經驗。不幸的是，許多城市政府和一些居民發展理念和審美觀念仍然停留在“上半場”，繼續把高樓林立、立交橋、高架路、寬馬路當作現代化的標志。筆者常說這些審美和價值觀是中國貧困時代的遺產！國家領導人指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真正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理念，以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配置政府資源，制定公共政策，才會少一些武漢式的悲劇，多一些居民的福祉，也讓城市經濟更加繁榮。

寬容和諒解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也是城市現代性的表現

春節的20天筆者人在上海，想去公園里散散步，不想偌大的世紀公園因防疫而關閉，因此只能去世紀廣場。幸好上海有無法關閉的濱江綠地。筆者利用晴天把楊浦、徐匯、浦東、濱江用腳丈量了一遍，再去人民廣場，只見“戒備森嚴”，無處停車，不得其門而入。在這些開放的公共開敞空間，雖然氣氛有點兒詭異，但是仍有一些孩子在玩耍，青少年在玩滑板、無人機，中年人在玩樂器，也有人戴著口罩跑步健身。開放的戶外空間，溫暖的陽光、和煦的春風，即使不能沉醉，也是人們暫避壓抑氛圍的最好環境、撫慰心靈的最佳場所。筆者很不理解，既然醫學上并沒有確認氣溶膠傳播和空氣傳播，也沒有聽說在非人流密集的開放空間發生傳染病例，為什么要關閉大城市本來就十分缺乏的公園、景區和主題公園？防疫期間，北京沒有關閉公園，只是限制了流量，并未發生任何傳染跡象。實際上，更加萬全的做法可以在控制人流，關閉一些可能導致人流集聚的裝置、場地的同時保持這些公園的開放。這些公共開放空間是疫病期間城市唯一的“凈土”，無差別地一概關閉實在是“用力過猛”、缺少人性關懷之舉。筆者觀察到，防疫中的上海濱江人流比想象中的少。社會治理的原則是服務多數、保護少數，既使為少數人而保持開敞空間的開放也是善莫大焉。

筆者注意到，與SARS相比，這次“新冠”之下大城市居民防范意識和社會恐懼心態大大加劇了。這和國家的應對舉措有關，也和成長中的中產階層的脆弱、敏感的生活態度有關。筆者也注意到，網絡上關于防疫的種種討論，諸如新加坡“佛系防控”、意大利抗議“封城”、美國“大流感化”、日韓防控是非、乃至“抄中國作業”等等，言論多樣、態度迥異，這其中充滿了非常時期的不同選擇和不同的價值觀交錯。當下國人更珍惜生命和健康，這是社會的進步；另一些國家可能更恐懼失去自由；生命無價，自由也不可標價，但兩者可以選擇，更應該兼顧。不同的選擇本身沒有對錯、優劣之分，只是取決于社會文化、發展階段的國情。這也正是世界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精彩。筆者向堅守在家中的居民致敬，也會欣賞另一些居民的淡定、從容。

大學一年級筆者讀到《馬丘比丘憲章》，打動筆者并影響筆者職業生涯的是：“在人的交往中，寬容和諒解的精神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這應該是規劃師的核心價值，也是城市現代性的表現。中國社會走向富裕，走向中產化的進程不可逆，這也意味著貧困時代“一個政策讓所有人獲益”，“一個藥方治百病”的奇跡不可能再現。規劃師必須充分理解社會人群分化、價值觀多元化帶來的全新問題，認真面對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利益的沖突，善于兼顧、協調，讓規劃職業在城市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新冠”疫情終將過去，疫情是社會進步的動力。當年國家領導人就是在廣東考察SARS疫情時提出了新的發展觀，沒有SARS就沒有科學發展觀。進入生態文明的新時代，“新冠”的經歷至少應該讓地方政府不敢再掉以輕心，讓防疫的手段更加科學完善，讓城市有更強的應對能力和空間，讓居民的應對更加從容、淡定。規劃師更應堅守敬畏自然、珍惜生命、尊重科學的態度，為更加美好、更加多元包容、更加綠色開敞的城市作出貢獻。

■ 來源： 華僑城創新研究院、中國城市規劃